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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中共同體秩序建構的哲學思考

  對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很難針對疫情本身提出專業性建議,但從哲學的角度反思這場重大疫情對共同體秩序建構產生的重大影響,對于理性分析和科學應對這一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無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

  毋庸諱言,當一個國家越是經歷重大自然災害或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便越凸顯出作為生命共同體的特質,原來各個單子式個體的散漫行為和興趣,都會集中到與人的個體生命生存最為相關的事件發展上來。這個時候,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國家和社會更容易展現自身的制度優勢,也更容易暴露自身存在的缺點與問題。此時,能更好地檢驗這個生命共同體自身的健康狀況和處理艱巨任務的能力,也更能夠檢驗共同體的免疫系統狀況及其更新升級能力。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防控過程中,能夠看出我國應急管理體系的健全程度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宣傳效度,也能夠看出生命共同體中個體生命的理性化程度及其與生命共同體秩序建構的辯證關聯。

  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現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同樣,它也是總體,觀念的總體,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會的自為的主體存在,正如他在現實中既作為對社會存在的直觀和現實享受而存在,又作為人的生命表現的總體而存在一樣。”在此意義上,人是一個小寫的社會,社會則是一個大寫的人。正因為社會與人具有生命和意識觀念上的同構性,因此,社會和國家都是一個具有人的總體性生命表現的生命共同體。在此生命共同體中,既有人作為個體性生命的維度,也有作為人的生活經歷和社會經歷的社會性生命維度,還有作為人的使命性存在的精神文化生命維度。在這三個維度的生命活動之中,人自身的生命表現得以充分表達,也能夠在“類”的意義上形成共同體的秩序與價值共識。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第一個維度的個體生命更多考慮自身生命的安全,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化;第二個維度的個體生命則通過自身的生活經歷和常識來尋求社會關系的平衡,也保持個體的生命與作為生命共同體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平衡,比如聽從政府和單位的安排,運用自身的經驗來做好防護工作并傳播正向的社會輿論;第三個維度的個體生命則從更深層次來理性反思疫情的來源及其發展趨向,積極地提出各種建議對策,并且在實踐層面對整個事件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二

  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生命共同體的良好秩序建立在塑造理性化的生命個體基礎之上。因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是在共同體的教育環境中成長為特定的社會成員的。在此過程中,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成為每一個社會個體的“先入之見”,讓社會個體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個性化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但也正如馬克思所言:“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當受到共同體教育塑造的社會個體成為具有自我意識和獨立實踐能力的社會成員時,他又必然會用自身的實踐能力來推進共同體秩序和價值理念的建構。在此意義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是共同體秩序不斷優化的過程,也是作為社會成員的生命個體自身實踐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

  當面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作為生命個體的社會成員對于共同體的秩序建構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國家治理常態下,社會公眾都用自身的常識和經驗來參與國家機器和社會秩序的建構,無論是在經濟建設,還是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等方面,每個社會成員都是作為一般狀態的“常人”來參與各個社會階層的分工,并承擔自身的社會分工職責。而當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除了政府應急管理部門和醫療部門會直接面對事件的重大考驗外,其實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安全都受到潛在威脅。在此情境下,無論是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還是社會秩序和價值秩序,整個社會共同體就從“發展常態”過渡到“例外狀態”,在這一狀態轉變過程中,每個生命個體都面臨著諸多的價值抉擇和實踐抉擇。比如,得知“武漢封城”消息后是留在原地,還是找機會出城到一個更加安全的區域;當政府明令不得再舉行任何聚會,是選擇聽從指令,還是繼續組織聚會;其他省市的醫護人員接到支援武漢的通知,是選擇義無反顧前行還是選擇逃避;這些不同的抉擇都可以反映出作為生命個體的社會成員自身理性化的程度,以及與共同體之間的生命關聯程度。

  一個理性化的生命個體,必然會通過自身的生活閱歷和社會經驗,尋求自身與共同體之間關系最合理化的平衡。在此基礎上,超越了個體狹隘利益的社會成員,能夠具有一種總體性的生命視域,將自身看作是社會共同體中重要構成單元,認識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而在“例外狀態”中發揮超出“常人”的價值功能。如在疫情嚴重時,奔波在防控和治療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們的抉擇與行為雖然一部分是社會分工的責任感和對職業倫理的遵循,但更多的是作為生命個體的成員已經超越了個人生活的“洞穴”,是以生命共同體良好秩序的建構為指向,實現自身生命的使命性價值。也正因為有一大批具有理性化和理想化的生命個體的奉獻與引領,共同體在面臨重大危機和挑戰時,各項機能依然能夠良好運轉,自身秩序依然能夠穩定構建。這也就是所謂“看上去歲月靜好,其實是有人在負重前行”。

  三

  在共同體秩序建構過程中,相對于國家治理而言,社會治理更多是一種服務化、網格化、精細化的治理方式,比如從武漢市到湖北省各地級市陸續“封城”,這是國家治理方式,可以通過相關法律法規,按照程序強制執行。在此形勢下,民眾必須具有大局意識,以一時的不便換取更多人的生命安全。但居民的隔離和感染個體的排查與救治,則更多依靠社會治理模式,應當讓公眾感受到更多的人文關懷和生活便利,感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當社會治理達到服務化、網格化、精細化的層次,并且能夠形成快速網絡反應機制,就必然能夠提升民眾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同。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然會促進社會成員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認同。社會意識形態受主流意識形態所影響與決定,但同時也具有社會化、生活化維度。它是在社會公共領域中由公眾的思想共識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并且形成公眾輿論和社會輿論。根據德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哈貝馬斯的界定:“公眾輿論是社會秩序基礎上共同公開反思的結果;公眾輿論是對社會秩序的自然規律的概括。”公眾輿論具有健全的常識形式,一般反映了真正的現實需要和現實趨勢。在此次疫情的升級轉化過程中,社會意識形態總體是趨于正向發展的,雖然有一些針對地方早期對疫情管控不力的指責,網絡上也散布著一些不實信息,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與心態。需要注意的是,隨著疫情快速傳播,整個國家面臨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如果產生過多的負面情緒,造成嚴重的社會性傷害,會在一定程度上擾亂共同體秩序,影響疫情防控大局。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定的心理預期和基本訴求,比如疫情管控、信息發布、資源供給、醫療救助等,如果心理預期和基本訴求能夠得到回應和滿足,社會意識形態的恐慌心理就會消失,由自然性災難疫情向社會性心理疫情轉化的多米諾骨牌就不會出現,社會公共領域就能夠保持井然有序,社會意識形態的合力就會形成戰勝疫情的正向合力。

  如果將國家看作一個生命共同體,則這個共同體自身也會有自己的免疫系統。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社會意識形態是一個重要的相對獨立的免疫子系統。如果進行內在分層,社會意識形態的免疫系統既是一個公眾輿論的內在平衡系統,也是一個非主流思潮的防護系統和新的思想元素吸納包容轉化系統。在社會意識形態免疫系統效能提升方面,首先要做到主流意識形態和公眾輿論以及個體心理預期和心理滿足之間的平衡。其次要做到有效防止對于生命體有害的細菌病毒類信息(謠言或異端思想)入侵感染生命體,導致危險。在重大疫情發生過程中,謠言快速傳播往往會在自然性疫情基礎上形成更嚴重的社會性心理疫情,使公眾質疑和否定政府決策乃至專家的建議,甚至造成生命個體與生命共同體之間的對抗。此時,就需要對謠言予以澄清、屏蔽或隔離,讓公眾具有對于疫情的正確認識,并配合政府打好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最后,面對自媒體中不實信息的廣泛傳播,要安排系統化的公眾輿論議題設置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引領。發生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謠言得以廣泛傳播主要是因為真相缺席或被延遲發布,對于不實信息或“真實的謠言”或夾雜個體利益的“專業建議”,需要政府及時做好信息發布,讓真相來擊穿謠言,讓主流意識形態來引領公眾輿論,讓真正的權威專家來戳穿利益的謊言。在這一過程中,生命共同體自身免疫力得到增強,主流意識形態也能夠得到社會公眾的理解與認同。如此這般,通過對這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有效應對,將有利于提升社會成員個體生命的理性自覺,也有利于生命共同體價值秩序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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